徐则臣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首奖获得者获奖作品:《虞公山》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,著有《北上》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青云谷童话》等,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春风悦读榜“白银图书奖”等,被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评为“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”,作品被翻译成德、英、韩、意、蒙、荷、阿、西等10余种语言
(资料图)
“要从一个鬼魂说起。”短篇小说《虞公山》的开头,是派出所的仝所长接到离奇的报案。
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于4月21日在杭州富阳举行颁奖典礼,作家徐则臣的《虞公山》获短篇小说首奖。小说发表于《芳草》2020年第3期,写的是当下运河边的生活,是徐则臣“鹤顶侦探”系列中的一篇。
在长篇小说《北上》(曾获第十届茅奖、第十五届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)中,徐则臣写清朝末年的意大利人小波罗,沿大运河北上一路到北京,见证了运河两岸从义和团到日军侵华半个世纪的历史。同时也写到小波罗的后代以及当代的运河生活,古老与新生交织一起。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,由赵冬苓编剧、姚晓峰导演,白鹿等主演。
《北上》之后,徐则臣继续写大运河的故事,“鹤顶侦探”系列短篇小说——除了本次获奖的《虞公山》,《船越走越慢》《丁字路口》《宋骑鹅和他的女人》等作品都脍炙人口。因故事都发生在鹤顶小镇,都以派出所所长“仝所”的视角展开侦探性质的情节,所以命名为“鹤顶侦探”系列。
《虞公山》开头以鬼魂托梦,引出了一个盗墓案件。案情水落石出,发现盗墓者是两个中学生,盗墓的原因,则与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、一本家谱有关,同时也与“我是谁”有关。
通过一对父子,小说写出了当代运河人家的精神世界,并试图写运河人家的历史、当下和未来。
从江苏到北京,徐则臣一直生活在运河边。“鹤顶侦探”这一系列小说中,徐则臣也在进行新的尝试,比如侦探叙事的外壳。
侦探小说往往以情节离奇吸引人,徐则臣本身就是这类作品的读者,他觉得,把侦探、科幻这些元素引入纯文学,也许能够让当代文学有新的活力,他希望纯文学的叙事更平易、更喜闻乐见。
同时,徐则臣希望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养分,比如《虞公山》开头鬼魂托梦与《聊斋》的呼应。
这几年,徐则臣在读《聊斋》、“三言二拍”等。通过这种文化寻根,他想让自己的写作与传统接上头,这样也许能树立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——想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,必须有这种独特性。
聊斋/古典小说、运河、侦探、乡土……这些关键词是《虞公山》的特点,是“鹤顶侦探”系列短篇的特点,也是这几年徐则臣在文学上进行突破的尝试。
以下是潮新闻·钱江晚报记者与徐则臣的对话。
运河故事,从《北上》到“鹤顶侦探”
记者:您曾提到,“鹤顶侦探”系列的写作源自《北上》没有把故事讲完。当时觉得哪些内容没讲完?
徐则臣:很高兴获得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首奖。对一个创作者来说,每一点努力都能被大家看见并得到呼应和肯定,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。《虞公山》是“鹤顶侦探”系列小说的一个,因为发生在运河边上,跟长篇小说《北上》有一脉相承的地方。
《北上》的写作过程中,我准备了很多资料。有些写进了小说,有些放不进去,还有些写完后又生发出来的新想法。总之,《北上》给我带来了很多,一是把我对运河的认知做了一个梳理,同时又生发出很多新的问题、故事和想法。这些我就慢慢用“鹤顶侦探”这个短篇小说系列来呈现出来。
这个系列小说以运河边上一个小镇——叫鹤顶——镇上的派出所所长的视角,去呈现发生在镇上的故事。
记者:《虞公山》来自哪些资料或新想法?
徐则臣:《虞公山》并非直接来自《北上》的某个点或是哪个故事没写完,倒不是这样。其实这个系列的小说都这样,有的可能直接是《北上》未尽的那一部分,但很多是《北上》启发和刺激出来的新东西。
我在《北上》里就很想用侦探模式。这两年我突然对侦探小说感兴趣,对这个模式感兴趣,当然更重要的,是想把这个模式跟纯文学/严肃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,看看会做出来什么样。
我觉得文学还是应该有可读性,所谓“寓教于乐”,你想表达一个东西,尽可能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内表达出来,我觉得更好。严肃文学不一定非要大家看不懂,高深的道理也不是都必须用高深的形式呈现,完全可以平易近人。所以我一直想用侦探或者其他类型小说的模式,把严肃文学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。这个系列就是一个尝试。《虞公山》是最初的几个尝试之一,所以从鬼神讲起,从盗墓讲起。
另外这两年我一直在看《聊斋》、“三言二拍”,这些中国传统古典文学。我希望从古典文学的叙事资源中得到一些滋养。
我在这个小说里的尝试,一是侦探小说的外壳——类型小说的叙事模式;二是把传统文学的一些东西给引进来。目前我觉得交融地还可以。
记者:您曾说“一个故事要能解决我的一个问题”,《虞公山》要解决的问题在哪?
徐则臣:我一直有种强烈的“意义焦虑”,如果小说不能表达出一个东西,那么我就缺少写作的动力。所以我一直说,每个小说都要提出或解决一个问题。
《虞公山》这个小说,我最初感兴趣的是小说里的主人公,那个缺席的父亲。因为这样的父亲好像挺多的。不管因为什么,这种人怀抱着某种我们世俗不能理解的理想主义,但同时内心既丰富又曲折、痛苦,不为他人所理解。这样的人真是很多。
他可能也想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,但内心里那种“到世界去”、同时又是一个局外人的那样一种心理,让他最后就变成了小说中的样子。这样的人到底如何去理解?这种人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我用他的儿子的视角、故事,从侧面展示这个人复杂但依然有魅力的精神世界。
两代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?尤其是年轻一代,跟不见容于这个世俗世界的父辈之间,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?这也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话题。所以在这个小说里虚构了这样一对父子。
还有我们每个人跟我们的源头之间的关系。这个“源头”说具体点,比如我们的祖宗、就像“吴”跟“虞”之间的关系;如果说抽象点,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,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的人,他的精神父亲是谁,他的精神前辈是谁。我觉得这些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来龙去脉。
我也很高兴,在小说中,儿子基本能够理解他的父亲,这种和解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因为现代,两代人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抗的、紧张的关系,但在这个小说里,儿子对缺席的父亲那样一种温情和理解,写完以后,我自己都觉得还挺感动的。
注入侦探元素,文学可以平易近人
记者:《虞公山》和“鹤顶侦探”系列其他作品有互文,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?请介绍下这个系列。
徐则臣:《虞公山》是“鹤顶侦探”系列中的一个,这个系列小说集我可能写10篇左右。因为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,叙述者都是派出所所长仝所,所以肯定会有信息交叉,会相互生发、补充。每个小说呈现鹤顶的一部分事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域,最后合在一块呈现出整个鹤顶的世道和人心,呈现出鹤顶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。
这种写法看起来一个个孤立的短篇,好像难度不大,其实越写难度越大。因为很多信息前面交代了,后面你必须一致;前面写到了,后面不能过度重复,所以那个节奏、分寸,把握起来其实比写一整个长篇难度更大。
但恰恰因为这样一种难度,要在写作中实时地相互照应,处理结构、信息,反而让这个工作特别有挑战性,做得更有意思。
我写得比较慢,到现在写了六七个,反正老牛拉破车似的,慢慢写。本来打算去年就写完,但去年也没写完。我看今年也不一定能写完,总是计划没有变化快。有的时候会高估自己的勤奋程度和创造力,所以没准儿这个小说集还得拖到明年。
但慢也无所谓,只要每个小说都是自己想写的,把我想表达的、想尝试的东西一点点融进去。如果能融得还不错,那么慢一点,我觉得这活干得也是值的。
记者:能不能谈谈探索侦探类型的初衷?听说你在酝酿新的长篇,“鹤顶侦探”系列与之后的写作有关吗?
徐则臣:“鹤顶侦探”系列的确跟后面的写作有很大关系,我一直想写一个以侦探外壳为结构的长篇小说,但因为之前没写过,如果上来就干一个大活,有可能干砸了,所以就用这些短篇小说(练手)。相当于一个体操或者一套拳法,做一点分解动作,练得差不多了再做整体,可能把握更大一些,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。
当然本身我对侦探也挺有兴趣,没事会看一些电影或电视剧。侦探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,一是因为有悬念,二是层层剥茧,符合了我们对故事最基本的期待。其实我们看故事、看小说,一个很重要的事是逐渐探究真相,层层地打开这个世界。这种好奇是我们阅读的动力,同时也是写作的动力。
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所谓纯文学/严肃文学,能够以一种更平易、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。就像刚才说的,我不认为一个高深的道理就必须用一种高深的、别人都看不懂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有时候我们非写一个别人看不懂的东西,并不是它本身有多高深,而是写作者可能不够勤奋,是一种懒惰,没有很好地寻找一个深入浅出的方式。你像《圣经》,讲的都是大道理,但写得非常平易,生僻字都很少,而且语言极其优美。这也是我用侦探类型的一个原因之一。
另外,我觉得纯文学的写作,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一个瓶颈期,或者说饱和期。该玩的我们差不多都玩了,该会的基本上也都会了、都见识过了。你要推陈出新,寻找新的生长点,可能引入一些——比如说类型小说,悬疑、科幻等等——有一些异质性的文学样式、表达方式,来刺激它、启发它,没准儿我们的文学能改变一下目前的状态。
文学出海,古典小说或能提供滋养
记者:您近年来的写作实践有对话古人的努力,我能感受到《虞公山》与《聊斋》的关系,《丁字路口》和“三言二拍”关系。为什么上追古人?
徐则臣:的确,最近写的一些小说,跟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一些。我努力从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中,寻找可以被当下、被我所用的东西。这不是一个复古的冲动,不能简单说我就喜欢旧东西,因为年纪大了、开始往回走,我觉得不是。
可能更多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寻根,希望让自己、让自己的写作能跟我们源头的东西接上头。
几千年来,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、在我们面对世界的过程中,我们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。这些方式、技巧,有着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深深烙印,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。为什么到了今天,同样是中国人、同样是写作,反而被我们抛弃掉了,或者我们不能把它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?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问题。
在全球化的时代,我们跟别人交流,的确要拿出足够的、可供通约的那部分东西,让我们的表达跟别人之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,这公约数越大越好,这是相互理解沟通的前提,否则就是鸡同鸭讲。你拿出来的东西人家全不认识、不明白、不理解,完全不接受,这种交流就无法成为可能。
但同时我觉得,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人,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,一种文化、一种文学之所以是它自己,除了跟别人通约的那部分之外,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差异性,就是我跟你之间的那个区别。如果我跟你之间没有区别了,我们就混为一谈了,有你就可以没有我,有我就可以没有你,大家存在的价值可能都会受到质疑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既然我们的文学要表达中国人的生活,要写好中国故事,要写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,那么它一定有很多跟传统文学、古典叙事资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。这个联系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切断了,但现在是不是可以尝试把它给接上?
这些也许未必非常适合我们当下的表达,但我们可以进行改造、转换。我觉得从理论上说,它们(而非西方文学的经验)更适合一个中国作家。
所以这些年,我个人的阅读、写作,包括我个人的兴趣,逐渐地往回走。“往回走”并不是说我们老祖宗的都是好的、都可以用,不是这样,而是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启发,找到有用的,或者说看看有没有可能做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改造工作。
这些小说的写作,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和努力。
记者:您有一次谈中国文学出海,说到西方读者读中国文学的现状。您的这种尝试与中国文学出海有什么样的关系?
徐则臣:中国文学走出去,不仅仅是往外走的过程和动作。“走出去”未必能“走进去”。你要真正走进去,那就是一个接受的问题,海外怎么看我们的文学的问题。
了解这个问题,不是说要掌握消费者的心态,人家喜欢什么我们写什么,而是通过一种异质性的目光和视角,来看看我们的文学里,它的优势、它的短板、它的可能性。所谓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,是有道理的。
写作虽然是一个人的事,但我们面对的是整个世界、无数读者。我们没法强求别人我说的一定对、我写的一定好、我拿出的东西你们一定得接受。作家的写作,只是完成了文学生产的一部分,完成了前端。
它还有阅读,还有阐释,还有跟这个作家和这个作品相关的数据库的逐渐形成。所以一个作品的生产全流程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经典化也是漫长的过程。
我们的文学走出去以后,其实是进入文学生产的中游和下游。我觉得这应该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看待中国文学、世界文学应有的一个观点。
我肯定希望我们的作品在外面都能被接受、被认同,同时又从我们的作品里看到与他们不一样的东西——这是我们存在的价值,也是我们继续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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